前两天刚在《非正常新闻的四个象限》里提到了新闻道德，马上就听闻北京成立了新闻道德委员会。

诚然，如今的新闻界问题不少，加强监督和治理确有必要。但谁来执行监督治理、按哪个路数来监督治理、除了道德还能做些什么呢？

究竟谁承担监督媒体和从业者的义务

根据《新京报》的报道，委员会成立会上，北京市记协主席、市新闻道德委员会主任梅宁华称：社会各界均有权利和义务举报全市新闻机构及从业人员新闻。

这句话显然值得商榷。

只要把“新闻报道”视为普通产品，则媒体与政府或行业协会，以及消费者三者间的关系就变得简单明了，而其角色与其他商家毫无二致。

即：媒体生产新闻，并对新闻产品的真实性负责任；读者支付费用购买新闻产品，同时获取要求媒体保证新闻产品质量的权利；政府及行业协会承担监督媒体的责任，同时具备在既定范围内对媒体违规行为进行惩罚的权力。

可见，除了媒体本身有自律义务外，政府和相关行业协会也负有监督的义务。而消费者，其义务在于支付对价，而对新闻产品质量提出要求，属于其权益范围。所以，并非“社会各界”都有义务举报媒体失范。

权责的清晰界定，是有效执行的前提，把责任人范围扩大化，结果只会是推卸责任。看上去人人有责，实际上人人无责，这就是《三个和尚》告诉我们的道理。

需要补充说明的是，作为社会公民，所有人都应该承担让社会变得更好的义务，并为此行使监督权。而这种监督更大程度上是针对政府，考察其是否履行了义务，对媒体失范行为采取了适当的措施。

是道德问题，还是法律问题

上一篇博文中，我提到了非正常新闻的四个象限：有偿新闻、无偿不闻、有偿不闻、无偿即闻。显然，这些新闻的出现，媒体和从业者肯定存在不道德的行为，但这并不等同于可将其简单归于道德范畴，因为有些情况触犯的是法律。

法律划定社会生活的底限，一旦突破必将受罚。这种惩罚是的强制性，由法律制定者的权威提供支撑。

道德则不然，它对行为规范的要求更高，虽通常为多数人认同，但很难被严格执行。同时，因缺少相应权力机构的介入，即使行不道德之事，或可逃避惩罚。

因此，从行为定性上来看，违法的一定背德，背德的不一定违法。从惩戒力度上来看，法律的制裁是暴力的，而道德的批判则是无力的。

用道德的方法来惩戒违法者是无效的；反之，则会加重法治成本。这就是为什么要强调“道德的归道德，法律的归法律。”

具体分析新闻领域，“有偿不闻”和“无偿即闻”均可能涉嫌敲诈勒索；“有偿新闻”若涉及金额巨大，或有“贿赂”之嫌；“虚假新闻”到了一定程度，则可能属诽谤。

敲诈、贿赂、诽谤，这些必属法律范畴。若从业者违法，就不应该再与他讨论什么“道德”。还是那句老掉牙的台词：如果道歉有用，还要警察做什么。

道德不是非正常新闻的根源

成立新闻道德委员会，目的肯定是为了解决那些不道德的问题。但即使是那些归入道德范畴的问题，其根源真的就仅仅是道德吗？

当下最热的互联网运营理念是“羊毛出在猪身上”。媒体向来是这条原则的执行者。。虽然新闻产品的销售对象是读者，但养活媒体最大的金主却是广告商。媒体通过售卖读者的时间和注意力，换取广告费。

这种模式运作时间越长，媒体和读者之间的合同关系就越模糊。免费报纸、网络、自媒体的涌现，加上国内落后的版权意识，读者越来越不愿意为新闻内容付费。因为无法从读者处获得收入，媒体更加依赖广告商的支持，久而久之就容易产生幻觉，认为自己是在为广告商服务，采编部门必须服从经营，逐步丧失独立地位。

有人在批评媒体不道德的新闻操作时，会说因为这些媒体缺乏市场化运作的能力，无法适应市场的变革。事实上，很多媒体正是因为太熟悉拉广告、办活动、搞评选之类剑走偏锋的手段，才会忘却从事新闻行业最初的原因。

若能正本清源，让读者为新闻报道和评论买单，那媒体才能真正把注意力完全聚集到新闻上来，把新闻质量重新视为生命。也只有提高新闻产品的质量——真实性、原创性，才能吸引到更多高素质的读者，让他们意识到新闻产品的价值所在，引导他们为内容掏钱。也许，保护版权、打击抄袭剽窃，是一个切入口。

当下，整个中国社会都在面临新一轮改革，本轮改革的一个核心思想就是“开正门，堵偏门”。媒体改革也应如此，让新闻回归服务读者的本质，让媒体可以从生产新闻产品中直接获利。